回顾龙的形成过程，龙是由商朝的统治者对“远方图物”进行综合而创造的，因而龙本身就是政治垄断的产物。东周以后，礼崩乐坏，龙纹在客观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随着统治者对龙的利用，龙纹的使用又从“开放”走向“垄断”，这一“紧→松→紧

　　统治者对龙纹的垄断在服饰上的体现最为突出。据唐杜佑撰《通典》卷第六十一载：“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故衣玄而裳黄。旁观翚翟草木之华，乃染五色，始为文章以表贵贱，而天下理。《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守彝、藻、火、粉末、黼、黻纟希绣。’备十二章。”这段记载所引《虞书》之言显然来自传说。结合考古、文化、文献资料分析，十二章形成的时代很可能在周代，与此同时，较完整的服章制度也应运而生。时至东汉，“明帝永平中，议乘舆备文，日月十二章，刺绣文。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纟句履，以承大剑。”（《通曲》卷六十一）此时九卿以下官员在祀典中已无使用龙纹的资格。到了唐代，出现了祀典中使用龙纹的权力应由皇帝垄断的言论。“龙朔二年九月，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准令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今请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仍改冕名。’”孙茂道的这一提议很可能代表了皇帝本人的意见，它虽因诸臣的反对而未能实施，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封建皇帝对龙纹的垄断到元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蒙古族统治者自北方草原入主国原，自然会遭到中原大部份汉族人的反对。出于政治的需要，元代统治者遂以垄断龙纹的手段，提高自己的身价。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明文规定市街商店不得织造或贩卖日月龙凤纹的缎匹。至元十年（1273年），又进一步明令：“中书省咨照得，先为诸人织造销金日月龙凤段匹纱罗，街下货卖号虽曾禁约，切恐各处官司禁治不严，今议得，若自今街市已有造下挑绣销金日月龙凤肩花并段匹沙罗等，截日纳官，外实支价。已后诸人及各局人匠私下并不得再行织绣、挑销、货卖，如违除买卖，物价没官，仍将犯人痛行治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然而龙纹在中原地区已流行千年之久，焉能一时禁得？元代统治者眼见令行难止，既不愿触犯众怒，又不愿引起纺织业及商业太大的恐慌，只好采取自欺欺人的采协办法，在龙爪上作文章。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德元年三月十一日载：“不花帖木儿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着卖，有奏呵。’暗都剌右丞道：尚书两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和碍事；教织着似咱穿的段子，织缠身上龙的，皇泽根底说了，各处遍行文书禁约休织者，钦此。”宋代流行的龙纹多为三爪、四爪，五爪龙较为少见；元统治者这次只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这实际等于对民间龙纹放行，这无疑是一种面对现实的让步。元仁宗时，皇家对龙纹的控制又一次收紧。据《元史》卷七十八载：“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贵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这次明文规定包括蒙古人在内，职官、命妇的服饰、器皿、车舆皆不得使用龙凤纹、帐幕不得使用赭黄龙凤纹。这里的龙纹指“五爪二角者”。违犯有关规定，“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其处罚相当严厉。延祐（1319年）皇家又重申严禁民间使用五爪二角龙凤纹饰，违者严加惩办。元代统治者虽然三令五申严禁皇室外使用龙纹，但实际上一直是屡禁不止。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县清理的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入葬的李裕庵墓，男性墓主上身穿六层长袍，其中之第二层就是深绛色盘龙回纹暗花绸窄袖夹袍。李裕庵的官职只是县学教谕，他穿盘龙纹样的袍服虽然是违制的。在当时严厉的禁令下，为什么仍有人明知故犯呢？这是因为此时龙纹已成为尊贵、吉祥的化身，深受人们的宠爱。

　　1368年明王朝建立。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亟需神化自己提高威信；辅助朱元璋打下江山的农民起义军人际关系复杂，尊卑不明，亦亟需整顿秩序。于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亦乞灵于龙纹垄断。明文规不定期：“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以上并见《明史》卷六十七）这里所禁的龙纹，似乎是专指五爪二角者；因为明代皇帝在重赏有功之臣时，又往往有“蟒衣”之赐。所谓“蟒纹”指的是少一爪的龙纹，而实际上有些蟒衣几乎与龙纹无异。《明史》卷六十七载：“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向正，龙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效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蟒服的泛滥，显然对皇家的龙纹垄断不利。明令严禁私自织绣蟒纹及与蟒纹相似的飞鱼、斗牛纹的，是明英宗朱祁镇。《万历野获编·蟒衣》载：“正统十二年（1447年）上御奉天门，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织绣蟒、飞鱼、斗牛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明孝宗时期，朝廷又多次重申对蟒衣的禁令。’”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几乎就在朝廷下达蟒衣禁令的同时，皇帝又用蟒衣赏赐朝臣。据《明史载》：“内衣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孝宗朱祐樘“谕阁臣刘健曰：‘内臣僭妄龙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内臣骄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还是皇帝自己自相矛盾的作法，使三令五申的蟒衣禁令形同虚设。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南苑苇子坑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据考证该墓葬的年代为正德十年（1515年），墓主人可能为劳禄大夫柱国、庆阳伯夏儒及其夫人，而其随葬品中竟有缎地绣云龙袷女式上衣。该上衣身长64厘米，立领、对衿；前身前龙相对而翔，尾过肩；后身一龙头向左，两袖襕绣行龙各一条。衣上龙纹为典型的五爪龙，圆眼长睫，龙发成束前倾，其态雄健凶猛。这种龙纹上衣被大臣所用显然违制。

　　清王朝对蟒袍的使用较为宽松。当时的文武百官都可服蟒，只是根据服色与蟒数分为四等。一等为皇子蟒袍，其中皇太子为杏黄色，诸皇子为金黄色，皇子福晋为香色（绛色）；皆上绣九蟒；二等为亲王以下至文武三品官的蟒袍，主要为蓝色或天青色，上绣九蟒；三等是文武四至六品官蟒袍，亦为蓝色或天青色，上绣八蟒；四等是文武七至九品官及未入流官蟒袍，仍是蓝色和天青色，上绣五蟒。对于龙纹器物，清朝统治者也采取了面对现实的明智作法。清乾隆时期，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上奏皇帝，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是否也押运进京，以防止流入民间。乾隆帝批回：“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可见五爪龙纹的瓷器在当时仍流行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