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文汇报》刊出钱汉东先生《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一文(以下简称钱文)。8月13日又刊出张明华先生《中华龙起源之我见——读<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有感》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两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就中华龙起源谈谈我的看法，

一、张文一开始就对钱文在《中国文物报》转载时该报所加编者按：“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及其他文博专家对上海作家钱汉东的此项学术研究，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感到十分震惊。我认为德高望重的徐苹芳先生及其他文博专家，对上海作家钱汉东的“青蛙说”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是理所当然的。徐先生读了《文汇报》上的文章后，说：“从蛙纹演绎变化看龙纹的产生，有较强的说服力，符合逻辑，这是创新思维。”这个评价是客观中肯的，我完全赞同。世界上“小人物”推翻“大人物”理论的事大有人在，似可不必“感到十分震惊”。

二、张文对“青蛙说”“得到那么高权威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肯定”“大惑不解”。这恰恰说明了“青蛙说”所具有的生命力，因其更符合中华龙原形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青蛙说”从史前马家窑文化这个远古证据上找到了中华龙重要的发展历程和文化源头。

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黄河上游地区的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58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研究远古社会和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宝库。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产生于距今七千多年到五千多年，蛙图案(图腾)在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都有出现，蛙图案在彩陶上的出现，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与创造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古羌族有关。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提出：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地望”、“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表征”来看，显然应当是羌人的文化。“而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的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任乃强先生更认为，甘青地区所有的石器文化都是上古羌族的遗留。秦安大地弯遗址长达3000年的文化积淀，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伏羲、女娲就是古羌族人。

古羌族为什么要在彩陶上画蛙呢？这显然与古羌族人的图腾崇拜有关。古羌人对自己居住环境中的狂风暴雨，洪水泛滥，以及天旱酷热，禾苗枯槁，这种危及自己生存和生产的旱、涝的现象无法解释，自然就把接触的动物、植物拿来作为与异己的自然抗争的武器。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古羌族先民注意到青蛙的鸣叫声与风雨有着很大关系，通过“青蛙叫，暴雨到”的现象和两栖生存的能力，认为青蛙是能呼风唤雨、驾驭洪水的神灵物，能给人传递风雨的信息；每年春天，青蛙叫时播种季节到了。青蛙的这种“能力”，羌族先民便对它产生了恐惧和崇拜，“恐惧创造神”。青蛙成了羌族先民的氏族图腾崇拜的偶像。在古羌人的眼里，青蛙是他们的保护神，是能够呼风唤雨，抵驭洪水，保护农田的精灵。并不是张文所说的那种“面目生疏、毫无感觉、极为反感甚或交恶”的丑陋无能的小虫。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对愚昧的摆脱，图腾崇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黄土高原上古羌人的蛙崇拜，只留在地下埋藏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彩陶图画中。广西的壮族就是古羌人南迁遗留下来的一支后裔，至今壮族的铜鼓上和祭祀活动中还遗留着蛙图腾的崇拜遗迹。岭南花山在水脚转弯的地方，还可以看到画在岩石上的蛙纹，与马厂类型彩陶上的蛙纹相似。这分明是在乞求蛙神制服洪水，保一方平安，实际上岩画上画着的就是蛙神。人文始祖女娲，她或是母系氏族的一个古羌人部落的首领，或是一个部落始祖的集合概念，“娲”和古羌人崇拜的“蛙”是谐音，应该不是一个巧合，“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之一。于是蛙图腾就演化成能够驾驭洪水战胜水患的神力无比的蛙神。蛙神的形象在距今4500年前的马厂类型中有大量的反映。有些专家认为马厂文化中大量出现的蛙神纹，所反映的不是“蛙神”，而是“神人”。那么人们必定要问，长着蛙一样腿的“神人”的来历是什么？是图腾崇拜还是对人的歌颂？如果是对人的歌颂，为什么要给人画上蛙腿？显然是解释不通的。花山岩画上的蛙纹，是在敬奉和祈祷神力无比的蛙神，期盼蛙神消除水患。蛙神的问题弄明白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从蛙到龙的演变过程了。

三、中华龙的出现和多元集合，是经过了史前的三皇五帝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史后不断升华才逐步形成体态完备、功能完善的神龙的。张文说“青蛙说”时序不顺，我认为，关键是看道理顺不顺。在周、秦以前谁能说中华龙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就在张文中也列举了唐代出现的象鼻龙，佛教来自印度，唐代把佛国的神象鼻引入了中国龙的体态中，这是距今千余年发生的事，张文没有认为“时序不顺”。而“青蛙说”引证的是产生在距今4500年前中华文明开启阶段的众多蛙神作例证，张文为何却说时序不顺呢？

张文列举了6000年到3000年前的内蒙C形青玉龙，河南蚌壳摆塑龙，湖北卵石摆塑龙，辽宁两条土塑龙，我们不否认这些原始雏形龙。可能是龙的多元家族中的早期雏形成员之一。既然是雏形，就没必要硬说它像不像。而有些真有点像某种生物的原始物种，倒不一定是它的雏形，关键要看他的功能“基因”是否相同。史前早已灭绝的恐龙，其形状和河南蚌壳摆塑龙非常相像，其实恐龙和中华龙根本不是一回事。按张文所说的像不像的理论来再看他在文后所附的几幅图片，除摆塑龙外，C形龙卷曲起来，一点不变，像钩子。下边几个像手镯一样的龙，更叫人想象不出龙的神威。说直白点，就是不像。但像与不像不是判定中华龙原形的唯一标准，关键在于神不神。虽则不像，我依然认为那也可能就是早期龙雏形家族中的一员。

张文说道：“人形龙的出现，说明受到尊崇、仰慕的首领、英雄人物等，同样可以成龙”。在这里张文的龙的标准非常宽泛，但为何就偏偏不容“蛙神”成龙呢?

不可否认，张先生对中国龙的形成，有一定的研究。可惜他并不了解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更不了解蛙图腾形成的过程，如果他了解了马家窑文化圈中蛙图腾形成的历史和原因，那么他就不会那样“震惊”了，也不会对青蛙有那么多的成见了。

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中文提出的众多龙形，都可能是中华龙的原形。但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似龙的形象，却道不出它的来历和文化背景，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张文列举的没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孤立的例证，不能揭示中华龙演绎的过程，自然还需进一步探讨、论证。

四、谁都知道仰韶文化圈、马家窑文化圈的先民和众多古文化圈的先民共同创造繁荣了中华文明，这是历史事实。华夏民族是在不断接受、交流、迁徙、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不存在谁接受不接受谁的文化的问题。不是张文所说那样：“很难想象能让一位已经雄踞一方，并由中原土著文化孕育起来的首领或王(包括其统治群体)，会轻易变更一种在其思想上至尊无上的、早已根深蒂固的、经过多少年神化而成的威龙形象，而去接受另外一个地域的、面目生疏、毫无感觉、极为反感甚或交恶的龙形”。张的意思是说“中原”文化不能接受陕甘黄土高原的“另一个地域”的文化。这种论断过于武断，违悖中国历史发展客观现实。

我们知道史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都不是土著中原人，他们来自黄土高原的天水一带；轩辕黄帝出自西北黄土高原，因统一华夏之功，天下华人无不称他为人文初祖；周人先祖躬耕于陇东，秦人先祖牧马于陇南、天水，从西北黄土高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统一中国的周、秦帝国，为今天的大中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土高原正是一大部分仰韶文化和更为成熟的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仰韶文化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却蓬蓬勃勃发展了两千多年。马家窑文化的高度繁荣意味着什么？林梅村先生研究了甘肃、新疆若干史前文化之后得出结论：“正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的大规模入侵。”马家窑文化是古羌人崛起的这种大背景下形成的，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彩陶，有力地证明从蛙图腾到中华龙的历史演变过程。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揭示了中华龙与水的密切关系。

本文仅为一家之言，不妥之处，请有识之士赐教。 (作者王志安系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