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转轨学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自己的辉煌时期。当时，人们围绕从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度向市场和民主大规模转型的特征展开积极讨论。那时流行将中国成功的渐进市场改革同俄罗斯以“休克”方式开展的失败改革进行比较。
世纪之交，“转轨”问题退居次要：世界上出现了太多不期而至的新问题。
如今，“转型”话题又被重提，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的。西方保守派政冶学家认为，存在两种对立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代表后者的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对西方文明准则发起挑战。
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俄罗斯也出人意料地快速发展。两国不断提升的政治经济实力提醒西方分析家：莫斯科和北京坚持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权，认为从属地位是不可接受的。
两个大国均放弃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但坚决排斥来自外部的“目标管理”模式。两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即不以西方的条件与现有结构体系接轨。这种现象对当代政治学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尽管定义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暴露出自己是站不住脚的，但能够解释正在发展的进程的新理论尚未出现。
1989年，弗朗西斯·福豹提出“历史终结论”，预言中国的民主活动“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改变政体的运动”。然而，中共建立起了真正牢不可破的政治、实业和知识精英联盟以代替工农兵联盟。这些精英从现行体制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十分希望将这种体制保持下去。
而越发自信的俄罗斯则希望恢复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衰弱时丧失的地仕。显然，西方已失去了对俄施加影响的杠杆，既包括“硬性”影响（首先是金融信贷），也包括思想上的“软性”影响。
2006年4月，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自由主义同专制主义的斗争进人新一回合。现在，反对自由世界的不是布什主义所针对的中东独裁小国，而是俄中这样的专制大国，它们正愈发积极地同自由主义分庭抗礼。卡根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传统与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西方的对立正在退居次要。大国之间的思想对垒将成为主要问题——基本威胁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领导人。他们相信专制好于民主，因为强大的政权可以保证稳定与繁荣。
令西方懊恼的是，它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说明，西方以外的大国应该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中俄两国都希望成为富裕、强大和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国家；都不允许自己的主权受到损害。但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的努力被西方看成是一种挑战。
“没有目的地的转轨”能否使莫斯科和北京取得稳定的政治经济成就，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答案。这种有理论依据并经过实践的发展模式，有可能成为西方道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它的前景还不明朗。冷战期间，两大集团都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是通用的标准模式。现在，只有西方还在这么想。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打算将名为“主权民主”或“北京共识”的半成品强加于西方。现在，两国精英常常更愿意谈论实现“万能的民主价值观”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走“独立自主”和“具有本国特色”的道路。
对“专制资本主义”发起政击不仅是由于俄中实力的不断提升，还因为西方越来越不自信。西方急于弄清莫斯科和北京在全球意识形态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它对事态的看法简单化，以现成的条条框框来衡量一切。用非此即彼、民主或不民主的标准研究国际问题，会造成错觉。而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其代价可能是爆发体系冲突，而不能解决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作者 亚历山大·洛马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原题：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没有目的地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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