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教授卡纳（Tarun Khanna）刚刚出版了《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改造它们与你们的未来？（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 and Yours）》一书，这本书试图回答关于两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的一系列煽动性问题。他向甘古利（Swagato Ganguly）谈他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在你和黄亚生（Yasheng Huang）合著的文章中，你认为从长期来看印度可能超过中国。你有没有修正你早期的这种理论？

　　不尽然。无论是在那篇文章还是在我的新书中，论点都是这两个国家的DNA很不一样。它们互为镜中倒影。与黄亚生合著的那篇文章认为如果你不把GDP增长当作唯一衡量方式，而是问一些兼容并包的问题（甚至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例如印度和中国出现多少家世界级公司），就可能开拓关于两国相对实力的新鲜辩论。

　　新书仍然以这种并列为基础，但更有雄心。我试图在一个比较框架里打开关于两国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刺激人们讨论它们。

　　你有一章是关于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建造城市，而印度不能。

　　每当公众利益和私人权益发生冲突，印度会过分倾向私人权益，而中国会倾向公共利益。如果他们在中国修路，你会得到补偿并搬走。而直到最近，我从我在北京所住的酒店往外看，酒店所在街道上只有一些有目的地前往某地的人们。但在过去两三年，我注意到人们只是在附近逗留。当中有些人说他们是在抗议。

　　这是一幕街头剧，财产的接管没有逆转的希望。他们希望他们的赔偿将有所改变。在印度，只有富裕阶层会说道路建设是重要的。

　　你说中国只有到了最近才承认私有企业。这是印度的长处之一吗？

　　私人企业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但被毛泽东消灭。粗略地说，私人企业是印度的长处，而公共企业是中国的长处。中国的政府非常有效率，因为它创造了强劲的动力。它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他们创造经济剩余，他们将得到回报。

　　在印度，官员感兴趣的是当选。发现一些你可以作出呼吁并采取立场的狭隘部分，并扩大这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差别。当这些部分无法就它们应该产生的公共好处达成共识，政府就出现政策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