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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对曹家家世的剖析，发现曹家的衰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排除曹家的败落有政治的原因，但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雍正上台，皇室操戈，殃及近臣。把眼光投向外部的原因，认为皇权的更迭是曹家败落的原因。或者直接归结为经济的原因；或者简单地说是骚扰驿站等原因。总是用单一的致败因由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百年望族曹家的败落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康熙后期至雍正元年。具体地说，曹家致命的厄运，是从曹寅兼理盐政开始。四次接驾，皇室靡费，权贵勒索；家族享乐，开支过大，入不敷出。从此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康熙晚年接连将十几岁的少年，毫无官场和办事经验的曹颙、曹頫放在织造的位置上，尽管这其中含有康熙的苦心，想方设法将曹家的亏空补上，不给他人留下口实，但实际上反使曹家在这根绳索上越系越紧。
第二个阶段是自雍正二年至乾隆初年。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
（一）曹頫办事不慎，触怒雍正，招致厌恶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他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感激涕零，在谢恩奏折中，他向雍正表白说：“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雍正朱批：“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而过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雍正的态度大变。雍正处理政务非常精细，不放过一个罅隙。甚至是在小事上大做文章。我们从雍正二年曹頫的几个奏折上，便可以看出雍正帝态度的变化。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曹頫上折祝贺大将军年羹尧凯旋而归，极尽赞美之辞：“善继圣祖未竟之志，广播荒服来王之威”。雍正朱批：“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曹頫奏江南蝗灾和米价折，本来是一般性的汇报，况且与曹頫织造府没有关系，雍正却无端指责他：“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甚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雍正帝性格刚毅而又急躁，不容别人对他半点欺瞒，可能售卖人参一事引起雍正帝的怀疑，在这提出来，训斥曹頫“欺隐”。
雍正帝对曹頫的态度越来越差，从雍正二年冬到五年正月，两年的时间已发展到讨厌曹頫的地步，开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如雍正四年查出江宁织造送来的绸缎有“粗糙轻薄”的，雍正严辞批到：
曹頫现在此地，著将曹頫所交绸缎内轻薄者，完全加细挑出交伊织赔。倘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徇情，不加细查出，仍将轻薄绸缎存库，若经朕查出后，则将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决不轻轻放过也。⑥
（二）同僚谗言，曹頫革职
曹頫已处于劣势，这时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闲话、谗言，都会给曹頫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犹如雪上加霜。深受雍正信赖的噶尔泰，于1724年被任命为两淮巡盐御史，担任此职直到1729年，期间他对江南官员行为的考察，秘密向雍正奏报。雍正五年正月（1727年2月8日）《两淮盐政噶尔泰为访得扬州知府吕大云及曹頫等人居官情形事奏折》：
访得曹頫年少无才。
朱批：原不是一个东西。
人畏缩，织造事务俱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奴才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
朱批：岂止平常。
从这个奏折的批示来看，雍正帝已十分嫌恶他，曹頫的革职只是早晚的事情。
雍正五年，塞楞额参劾曹頫骚扰驿站。其实，事情并非“骚扰”，从塞楞额的奏疏及曹頫等人的供词可知，织造督运于勘合外多加夫马，历来是由织造官员与沿途州县协商而定，相沿已久，非曹頫违例多索。塞楞额本人也认为曹頫等人多索夫马银两，应于勘合内适当议加夫马数额，而并没有指责曹頫“骚扰驿站”。
塞楞额的奏疏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十二月四日雍正帝批到：
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织造差员现在京师，著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⑦
本来这类的事是地方和钦差之间的矛盾，依照实际情况定出合情合理的标准就罢了。怎么会引起“圣上”的大怒呢？关键在于雍正帝厌恶曹頫已久，只不过没有抓住茬口。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十二月十五日将曹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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